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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乙:职业写作应该像职业体育,遵守某种纪律性


来源:理想国

原标题:阿乙:职业写作应该像职业体育,遵守某种纪律性 首届宝珀•理想国文学奖自2018年3月正式启动

首届宝珀•理想国文学奖自2018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,历经长、短名单的两轮选拔,将于9月19日由阎连科、金宇澄、唐诺、许子东、高晓松等五位评委决选出最终获奖者,并在当日举办的颁奖典礼现场揭晓。

入围决选名单的五位青年小说家:双雪涛、王占黑、阿乙、张悦然、沈大成,乃是五位风格迥异的写作者,在某种程度上,也是我们时代青年小说家的代表。因此,文学奖委员会近期组织了对五位青年作家的访谈,9月12日起将陆续刊出,希望能在短名单的群像之余,呈现这些优秀的青年小说家各自的面貌。正如宝珀•理想国青年文学奖所揭示的那样:“青年”与“文学”,永远在“奖”之前。

阿乙:职业写作应该像职业体育,遵守某种纪律性

按:阿乙在成为作家之前叫艾国柱,“出生在乡村,至少四年级时才去往小镇,又在初二抵达县城,在省会读了三年警校,又到一个山区做乡村警察。”他说自己“命不好”,直到26岁,还没有离开过江西省,只是“依靠兴趣写作,并且对成为作家不敢抱奢望”。

这段经历可能影响了阿乙的写作风格,他笔下几乎看不到一个“好人”,许多故事透着荒谬、残忍的质地,像一个长年在洞穴深处挖掘的人,习惯独自面对黑暗,很难再相信一个文学上光明的故事。在长篇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中,这种风格被绵延、质密的句子加深,偶尔出现的猛烈阳光,也是为了让阴影显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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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是文学的仆人,而非相反”

文学奖:你第一次意识到想成为作家是什么时候?以及什么时候有了自己能够成为作家的自觉和底气?

阿乙:32岁时,有一批朋友像秦轩、胡思客开始表扬我。2010年34岁时,门对我打得特别开,编辑王二若雅坚持向她的公司提出,要出版我的小说集《鸟,看见我了》。正是这本书给我带来一批决定性的读者。2010—2012是我最受欢迎的三年。很多人看见我走向舞台。在32岁之前,我依靠兴趣写作,并且对成为作家不敢抱奢望。没有人承认,一切都会消失。

文学奖:你在《诗人北岛》的文章里写道:“太多曾经心怀理想的作家,如今脸上长满政客、混混和小生意人的欲望,或者至少长着听之任之的懈怠。”多年过去,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一个“懂得妥协的明智者”吗?

阿乙:现在想这句话说差池了。一个人如果弃文学而去,就不能认为他心怀理想了。叫我离开写作,这是不可想象的事。我人生最大的兴趣就是阅读和写作。我看到很多作者和我一样,一旦沉浸于写作,就开始对外界失去欲望。我很欣赏他们。我不担心自己会出卖文学事业。我是文学的仆人,而非相反。我能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,就说明神明在眷顾我。

文学奖:你理想中的小说家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?能否谈谈你所体会到的“当代文学圈”的写作生态?

阿乙:有耐心,知道人生很长,又对猝然加之的灾祸感到坦然。我一直盼望这样的状态。可惜我总是那么急躁。总是想在当下写出令人过目难忘的小说。从容的人让我羡慕。我正在走向通往从容的道路上,可以说是稳步前进。我喜欢和追求进步的作者一起来往。我不是很熟悉现在写作圈的状态。粗略感觉,目前写作圈共同启发和互相竞争的氛围不如上世界80、90年代。“60后”一代是充分竞争的一代。他们很多人都达到自己能力的顶峰。

文学奖:在《今天》杂志四十周年专辑中你写道:“我总是这样劝慰自己,‘你参加这些活动,出席这些场子,并不伤害别人’。”你觉得这些事这会对你的创作造成伤害吗?或者说,你觉得这些年对你写作能量消耗最大的事情是什么?

阿乙:这些事对我会有消耗。在黄灿然译的卡瓦菲斯《尽你所能》一诗里,有这样的忠告:“如果你不能把生活安排得像你希望的/起码也该尽你所能/不要跟这世界接触太多/不要参加太多的活动和谈话/以免降低它。”这首诗让我倍感压力。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浮躁。但我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事。对写作之外的事我投入的精力往往很少。

这些年对我写作能量消耗最大的事情恰恰是写作。一种毫无纪律、毫无自控性可言的写作毁了我。一个人不能24小时砍树,那会砍死自己的。但是有不少年轻写作者和我一样,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几乎是透支到极限的写作。然后事倍功半。海明威懂得在每天合适的时间撤出。我非常恨自己缺乏这种军人式的自律性。职业写作应该和职业体育一样,应该在饮食和训练的纪律上有所遵守。

文学奖:许多大作家与批评家水火不容(比如海明威),你对于文学批评是怎么看的,有从批评中学到什么吗?互联网时代,批评可能变得更加轻易和容易传播,你会不会为此受到影响,以及如何去对待?

阿乙:我受到互联网批评的侵袭。我是个敏感的人。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受到伤害,而选择蒙上眼睛不看这些言论。我发现,一个摧毁性的评论所带来的坏心情,99个表扬都补救不了。我很尊重以文学研究为业的学者。在我心目中,文学批评是超越小说的艺术。因为存在难度。很多人写小说,但只有1%的人能写专业的文学评论。我喜欢和那些批评家打交道。他们是我的视野,是我的遥远的经验疆域。说起这些青年批评家,像胡少卿、木叶、但汉松、徐兆正、黄德海、BTR—,虽然有的年龄比我小,我以认识他们为荣幸。而年长者如张新颖可谓多方面的典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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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乡村在消失,舞台在倾圮”

文学奖: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中套着一个连环杀人的小故事,它单独抽出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中篇,能说说为什么会放入这样一个故事吗?会不会担心读者接受不了?

阿乙: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写法。有些人表达了对这种写作(即一个长篇里嵌一个几乎陌生、对立的中篇)的吃惊。我在这么写之前也进行了长考。最后棋路就这么走了。我想在我走这一步之后,会有人也会这样走。实践者不能保守,而应该在保守的基础上往外尝试一点点。

文学奖:无论是短篇集《灰故事》《鸟,看见我了》《春天在哪里》《情史失踪者》,还是长篇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,都包含着一个共同主题:乡村,为什么会选择乡村作为你写作的落脚点?对于当代纯文学,易受关注的也好像是农村题材,为什么会这样?写完这本长篇后,你提到农村已写完,要去开拓别的根据地,你有设想这个新的根据地是什么吗?

阿乙:因为我出生在乡村,至少四年级时才去往小镇,又在初二抵达县城,在省会读了三年警校,又到一个山区做乡村警察。直到26岁,我还没有离开江西省。因为我要写认识的人的话,就会从乡村或者县城开始。我的命不好。乡村并非显学。乡村在消失,舞台在倾圮。所以,在写完长篇《早上九点叫醒我》之后,我陷入了很长的茫然。不知道要落脚在何方。我现在在采撷那些神秘的故事。读了一些史诗和上古的书。这种茫然还在持续。

文学奖:你未来几年有什么写作计划吗?是否也面临这种茫然?

阿乙:我写了很多卡夫卡作品那种规模的碎片。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重新起飞的地点。

文学奖:你笔下几乎没有“好人”,故事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黑暗和荒谬,你有没有想过写一个光明的故事或“好人”?

阿乙:好人不好写。好人也不好演。写好好人,需要很大的信心和决心。所以我对任晓雯《好人宋没用》保持敬意。阴暗和荒谬在写作上是一种便利。我尝试过写光明的事情,但是很难取信于自己。我相信照耀在我身上的阳光,却难以信服文学上光明的故事。这是个需要长久思考的问题。我现在并不否定光明,而只是觉得,写它的难度很大。在没有找到一个必胜的方式之前,我不会动笔。

文学奖:你的写作语言一直在发生变化,从短句到长篇中凝练、绵密的长句子,能说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吗?你的语言与内容之间有一种“间离”感,这是有意为之吗,想请你谈谈这么做的意图。

阿乙:我自己一直有变化的欲望。我害怕不能进步。叫我重复一种写法、只写一类故事,会让我烦躁。不再坚持写短句,是因为我感觉到短句固然带去速度,也使作者和故事变得面目难分。长句可以使作者想要创造的世界更详细地展现出来,比如鸣虫,比如土地的颜色,细致会带去另外一种阅读的愉悦。我对长句的好感来自于普鲁斯特、福克纳。他们作品带给我最为震撼的体验。这种体验是海明威、加缪、卡佛所不能提供的。这种超级大师使我想到人类存在真是大有意义。

我的语言总是修改太多,所以最后达到技术目的,却变得不那么自然。写作只是一件事的1/3,另2/3是修改。出版后的故事我还会修改。即将重版的《下面,我该干些什么》几乎重写了一遍。

文学奖: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,你的写作兴趣和主题发生了哪些转移?有没有一直以来的某种母题呢?

阿乙:母题在变。阅读使我变得贪婪。我有点累了,如下的回答可能会很简省。我对荒谬的题材保持终生的热爱,另外对一种博尔赫斯式的智慧、对蒲松龄叙事的趣味保持兴趣。我既是存在主义小说的迷恋者,也是史诗的崇拜者。我热爱的太多,以致于自己的写作很难定型。不过,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发现了我的风格。我相信我有自己显著的风格,能使人快速将我与人区分开来。

3

“应该学习哲学,应该思想,应该有所言论”


文学奖:你的写作习惯是什么样?

阿乙:我开始写作非常娇气,要有好听的音乐,要打几个小时游戏再开始,要安静,要在深夜。等等。有一天我在思南书局听到黄德海这样回答年轻作者的疑问——“写作要不择时不择地”——年轻作者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写作好。我深受教益。我现在上手就写。我感觉到自己被解放了。还有巴别尔的方式,就是写好以后,有机会就去修改。这样也能使写作变得愉悦起来。

文学奖:你对文字的虔诚,在当代文学创作者中已经很少见,这种虔诚是如何形成的?

阿乙:我能写作,已经得到自己人生最大的幸福。也许用“瘾”来替代“虔诚”会让我自在一点。我对写作有瘾。我很多试图尝试、创造的事情都通过写作完成。

文学奖:你的写作养分主要是从哪里来?有没有文学上的弑父情节?

阿乙:每隔一段时间,我就警惕自己不要迷恋博尔赫斯。然后这样的警惕没有多少效果。我热爱的作家太多。我读过的作家也很多。他们的养分不知不觉来到我身上。这没有什么好自豪的。不读书的作家我认为根本不存在。存在了也只是一两个人瑞。

文学奖:作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,觉得有什么写作上的技术问题仍困扰着你吗?

阿乙:我很难抬起头写。也就是说我虽然会打很细密的提纲,但仍然缺乏大局观。我的细节没有问题,但是我缺乏宏大操作的能力。所以我写长篇很少。我渴望在这方面得到改变。

文学奖:许多作家害怕谈论正在写的作品,你会害怕吗?

阿乙:我不会。

文学奖:除了写作之外,你有没有受到过其他艺术形式的诱惑?

阿乙:做其他事情要有幼功、训练以及快速接受的能力。我比较缺乏。我很喜欢有几项才能的人。

文学奖:写作至今,有没有一个你一直想要书写却仍未写出的故事?

阿乙:我一直想写张文祥刺马的故事。但是道德感太强。我写就是因为对中国人的冷漠和坏存在失望。我想写张文祥、项羽这样一些让人温暖的中国人物。但是这些年都没写,那就说明,我只是有说教的欲望,而没有写作的冲动。我再等等看。

文学奖:你觉得作家对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应该有怎样程度的关心?

阿乙:这是个可以谈一夜的话题。我觉得这是我汗颜的地方。在过去,我并没有很好地尊重那些为良知而写作的作家。今天,在这些作家越来越缺少时,我感到难受。我们应该保持介入社会现实的热心。应该学习哲学,应该思想,应该有所言论。但这些都少了。作家活着应该承担责任感。

就回答这些,谢谢。

9月19日

阎连科、许子东、唐诺、金宇澄、高晓松

五位评委将齐聚北京颁奖典礼现场

一同揭晓首届“宝珀·理想国文学奖”最终得主

文学,时间的延长线

2018 宝珀•理想国文学奖

在任何领域,青年的参与和活跃度永远是决定该行业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志。 “宝珀•理想国文学奖”是为发掘有潜力的文坛新锐,支持有才华的青年作家,鼓励汉语小说创作而设立的文学奖项,由瑞士顶级腕表品牌宝珀Blancpain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龙城国际娱乐官网品牌理想国联合主办。

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,理想国一直致力于发掘中文世界最好的书写者,赋予有思想的文字以有尊严的出版,想象书籍的另一种可能。木心、白先勇、西西、张大春……这些作家的文字历久弥新,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精神宇宙。理想国坚持出版时间长河中的文学经典,同时又汇集当下最具活力和思考力的青年作家群,他们以多元的写作、开放的见解关怀眼下人类的处境。

作为创始于1735年的高级瑞士腕表品牌,宝珀已有283年的历史。“经典时计的缔造者”,对于时计的“经典”的理解是,超越物质,归于信念、审美与人性。“缔造”则意味着,在漫长时光中的坚持,为了每一枚腕表的结构、细节乃至主题,运用灵感与技艺、付出毅力与耐心,为了顶级的品质标准,不惧推翻、重来。这,与经典文学的内核及其创作过程,享有一致性。文学,是时间的延长线。“宝珀”+“理想国”=“恒长坚持在写作上的青年文学”。

青年的参与和活跃度永远是决定该行业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志。在文学创作领域,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需要一个机遇,文学出版平台需要发掘有潜力的作者,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。

当代经典作家中,许多人在青年时期被发掘和认可,青年文学奖对他们意义非凡。如奈保尔、库切和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都曾获“布克奖”荣誉,并于成熟期获得了“诺贝尔文学奖”;日本重要作家如远藤周作、大江健三郎和村上龙也曾在青年时期获得“芥川奖”肯定。在今天这个世界里,对青年作家而言,文学写作乃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,这一文学奖项衷心期盼寻找一笔一划如手艺人般炼字的未来希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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